1919年3月17日，毛泽东在上海与萧子升等首批留学生道别，这第一批赴法留学生中，就有他最好的朋友萧子升。
有人说：毛泽东辞去仅仅做了五个月的北大图书管理员教职，就是为了能去上海送萧子升等。这只是毛泽东辞职的一部分原因，他辞职的另一部分原因与母亲文七妹病重也有关联。
当然，最为重要的是：图书馆管理员，本就只是毛泽东为了给留法学生“找路”，而寻找的临时工作。为了萧子升、蔡和森等湖南学生赴法留学，他不仅多次见蔡元培、李石曾，为他们争取名额，还制定了具体的赴法留学勤工俭学方案，连他们赴北京的住所，都是他负责安排。
第一批、第二批留法学生的款项，也都是毛泽东在负责筹款。仅在1918年，他就为赴法留学生筹款了21000银元，给每位赴法学生400元路费，萧子升就属于他们中的主要受益人之一。萧子升等第二次赴法留学时，毛泽东又找章士钊募集了2万银元。
作为湖南学生赴法留学的主要负责人，毛泽东必须出面送他们远行。没人知道毛泽东送他们赴法时是怎样的心情，人们只知道：送他们赴法时，毛泽东就已经彻底拒绝了考取北大，也拒绝了留学。
1918年3月,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,毛泽东在四排右二
毛泽东在此间的北大之行，就看透了大学课程之陈旧、脱离实际。他认为：将时间花在提升学历上，是对时间的巨大浪费。
送走第一批赴法留学生后，毛泽东就马不停蹄地回到了长沙，他还将病重的母亲接到了长沙，并借住蔡和森家中。期间的20多天里，毛泽东“亲侍汤药，未尝废离”。母亲病情好转后，他迅速投入了实践中，他先是在长沙修业小学做历史教员，并同时搞社会活动。
5月，五四运动爆发，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，此间，他成为了湖南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。
7月14日，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实践被启动：主编《湘江评论》，并充当这份报纸的主要撰稿人。一个多月时间里，毛泽东就为《湘江评论》写了40篇文章，自己编辑，自己排版，自己校对。有时候，还自己亲自上街叫卖。
毛泽东创办《湘江评论》期间，正是长沙最热的时候，长沙闷湿，蚊虫极多，期间，他吃过的苦头，我们光是想一想，就有概念了。
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叫《民众的大联合》。他在这篇文章里，第一次把“我们”作为主语使用，这种用语上的差别，预示着他的心理、思想情感都在发生着某种变化。
也是从他使用“我们”开始，他逐渐将自己化身为人民的代表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，依靠民众的大联合，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。
最初的毛泽东走的是温和改良的道路，然而，现实很快告诉这个年轻人：温和的路子，在中国形同于死路。这里，毛泽东通过实践，迅速拉开了和留学法国的萧子升等的差距，他认知到了救国救民的一个关键点：政治改良此路不通。
很多的认知，都建立在“试错”基础上，毛泽东的这第一个关键认知的建立，依靠的正是试错。
要讲到这个试错的具体，先得从毛泽东的《湘江评论》被查禁说起。《湘江评论》杂志只存在了一个多月，查禁他的是湖南督军张敬尧，理由是“宣传国际主义”，同时，湖南学联也被强行解散。
祸不单行，福无双至。就在毛泽东的杂志被查封后不久，韶山传来噩耗：他的母亲病逝了。毛泽东匆匆赶回奔丧，并写了《祭母文》。
12月，因为杂志被查封而心有不甘的毛泽东，开始组织轰轰烈烈的“驱张运动”。起点是张敬尧武力镇压焚烧日货大会，毛泽东组织全省总罢课时，喊出的口号是：“张敬尧一日不去湘，学生一日不复课”。
为了驱张，他甚至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去了北京。正是这次北京之行，毛泽东和杨开慧确定了姻缘，并为岳父办理了丧事。
婚姻解决了，但毛泽东面临的其他事情都没有进展。好消息是，毛泽东开始更加频繁地接触李大钊，他后来说：“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”。某种程度上，此时的毛泽东“真正上道了”。
李大钊
毛泽东赴上海送别第二批赴法留学生时，将上海变成了驱张运动的第二战场，他继续向全国曝光了张敬尧烧杀抢掠、摧残教育的罪行。6月11日，张敬尧纵火后，仓皇率部逃出长沙。6月26日，张军全部退出湖南。
此时的毛泽东采取的是温和改良的路子，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，他在此后更加相信“改良”。然而，接下来的湖南自治运动的大失败，彻底让毛泽东醒悟了：改良路线行不通。
这次试错是伟大的，当然也是试错者毛泽东的痛苦经历。为了逼迫新上任的湖南军阀谭延闿妥协，1920年10月10日，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2万人冒雨游行，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，但是对他们所提的各项要求均断然拒绝。
11月下旬，军阀赵恒惕继任，他直接将矛头对准了这场请愿的关键人物毛泽东，并且威胁他说：“把你抓起来，看看有什么人来救你。”
赵恒惕开始通缉毛泽东，后来更是扬言要杀他。后来，赵恒惕曾电令将毛泽东“就地正法”。
一场如此轰动的请愿，“硬派军阀”赵恒惕一出招，直接灭了。
这场大试错让毛泽东终于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幻想，他开始意识到革命才是出路。他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看了俄国革命，且还在上海见了陈独秀。他找到了革命的路径，就是共产党。
正是在此间，获得这一伟大认知的他开始给正在法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写信，强调：政治改良此路不通。他还说：“我看俄国式的革命，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”。
他承认和平改良无效，必须走共产党式革命。
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分裂成两派，一派是深受毛泽东影响的蔡和森激进派，一派是萧子升的温和派。毛泽东已经试错过了，他当然支持激进派。他回信说：温和改良的法子，实属“理论上说得通，事实上做不到。”
1919年11月16日，新民学会部分会员
可萧子升等并没有实践过，他们只有空洞玄虚的理论，他们不支持毛泽东。但决定行为的是认知，毛泽东已认知到“温和改良行不通”，便会坚持革命。
既然认知有差，就注定会分道扬镳，毕竟，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萧子升早年和毛泽东、蔡和森并称为“一师三杰”，因比毛泽东早毕业三年，他的名字甚至排在毛泽东前面。他俩曾一同游学，如今的湖南宁乡密印寺，仍保留着他们早年游学借宿密印寺时所住的房间。
萧子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他书法很好，活动能力也强。这位少年才子却有公子气，这与他出身书香门第、教育名门有一定的关系。
萧子升短暂从法国留学归来时，毛泽东曾与他交谈，两人为了“政治改良还是革命”争吵了很久。吵到最后，两人谁也不能说服谁。
萧子升后来回忆说，直到赴上海参加建党，两人同船时，毛泽东仍试图说服萧子升和他一起走革命的路。毛泽东甚至说：“如果我们全力以赴，共产党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，就能统治中国。”这一预言后来成了真，而且只用了28年。
然而，萧子升实践根本不如毛泽东多，加上又有公子气，他在认知上无法和毛泽东平齐。毛泽东的口才，终究没有弥补两人的认知差。
影视剧中的萧子升
毛泽东感觉到了巨大的无奈，他甚至在被萧子升拒绝时流下了眼泪。
萧子升后来旅居国外，毛泽东仍试图说服他，但终究没有成功。萧子升少年、青年时的优秀，终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施展，而随风飘散。
萧子升的弟弟萧三也赴法留学了，后来也与毛泽东渐行渐远，最终待在苏联做了一名诗人。湖南赴法留学生只有极少数跟着毛泽东走了一条路，这当然不是偶然，而是认知注定的结果。
萧子升等留学法国的四年中，毛泽东和他们拉开的第二个关键差距是： 他通过大量实践，拥有了强大的宣传、组织能力。这个能力，让他与萧子升等迅速拉开差距。
四年间，即1919年到1924年，毛泽东从驱张运动时期的社团领袖，一步步成长为地方负责人，又进阶到了全国性组织高手。
1922年，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书记，领导安源路矿、粤汉铁路、长沙泥木工人等大罢工。期间，他建成了20多个工会，发展了5万会员、100多个党员。
成绩会证明一切，全国都看到了：湖南是当时中共组织最好的省份之一。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所有大罢工，全部成功、没出惨案，全国罕见。
陈独秀将毛泽东召到上海，他对这个“湖南最强组织人才”极为欣赏，让他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。陈独秀认为：毛泽东能打仗、能落地、能建组织，是典型实干派，会大有作为。
陈独秀
1923年中共三大，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局秘书，这意味着他进入到了中央核心，开始参与全国路线、国共合作，全党布局。
当年，毛泽东年仅30岁。
1924年1月1日，在孙中山主持下，国共两党精英同处一室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担任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，在国民党领导层中排名十三，地位比当时的蒋介石要高出很多。
会后，毛泽东还被任命为了共产党的组织部长，这一任命，是对他强大的组织能力的官方认可。他就这样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设立后的第一任部长。
此时，萧子升等仍在法国学理论、搞学术，他信奉无政府主义。萧子升后来一生停留在理论和教育上，而毛泽东则真正完成了救国救民的理想。
如果萧子升知道结局，他定然会义无反顾选择跟随毛泽东。可惜，历史没有如果。萧子升后来有些名气，全因为写了关于毛泽东早期的书，而非其他。
萧子升等赴法留学的四年间，毛泽东与他们拉开的第三个关键差距是：他认识到了团结的力量。
青年毛泽东
今天，我们歌曲里唱“团结就是力量”，可这句话怎么来的？有这句话的前提，得有认知。这一认知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得出，他在经历了《湘江评论》被查封的失败，驱张运动的各种艰难后，深刻明白了团结的力量。
他在萧子升留学期间写就得《民众大联合》中写道：“种田的诸君！应该和同类结成一个联合！”此时，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团结的力量，但并没有那么深刻。
当毛泽东开始在实践中发现中国的最多数是农民时，他对团结的力量开始重新进行审视。
就在萧子升他们完成赴法留学后不久，毛泽东在发表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中写道：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，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，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，以攻击真正的敌人。”
这篇文章，就是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第一篇文章。文章被发表前，毛泽东就已经极其深刻地认识到了团结的意义。
当萧子升他们对团结的人事还停留在喊口号，停留在团结知识分子、留学生、进步青年，也就是他们本身时，毛泽东已经将目光投到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身上。他也开始在实践中联合学生、工人、农民、商会、教育界等等，甚至军阀。
萧子升他们的所谓团结，仅限于小圈子，限于革命力量的团结。而毛泽东的团结，则开始集中在绝大多数，即真正的民众大联合。萧子升的团结是纸上谈团结，而毛泽东则在他们留学期间，开始在血里练团结。
萧子升他们认知到团结是“善”，他们觉得人心向善，社会就会变好。他们并不懂得团结的“力”。毛泽东从失败中领悟到：团结，就是为了对抗军阀、地主、反动派的暴力。不团结，就会被一个个碾碎。团结必须有组织、有纪律、有力量，甚至得有武装。
1920年1月18日，毛泽东（左四）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，在北京陶然亭合影
毛泽东在萧子升等赴法留学的四年，完成了一场认知革命。这场认知革命，让他与萧子升他们彻底分道扬镳，但也让他数倍超越留法经验，真正找到中国革命的解法：依靠农民、武装斗争、底层大联合。
而这，正是他后来成为中国救星的思想起点！
1924年，毛泽东在上海
回到现实里：让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的，实际并不是学历、文凭、出身、天赋，甚至不是能力，而是你在后来的经历中，建立了怎样的认知，选择了怎样的道路。
毕业五年，你和你的身边人境遇截然不同，这背后根源，就在于认知及认知决定的选择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旧认知里打转，有的人，几年就把认知彻底重构，从此人生完全不同。
想起了一位老师在谢师宴上，送给学生的话：
“一个人的所有行为由三观（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）决定，做事方式由方法论决定，未来要多做事，在事中了解、修改三观，完善方法论。核心逻辑是三观是行为底层逻辑，方法论是做事工具，成长要通过‘多做事’实现‘实践-认知-迭代’”。
毛泽东用四年时间，论证了：认知一变，人的整个人生和历史地位，将彻底变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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